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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聯大如何“把種子播撒出去”

西南聯大如何“把種子播撒出去”

2020年11月17日 15:49 來源:解放日報參與互動參與互動

 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,為保存民族文化血脈、培養國家急需人才,北大、清華、南開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成立。在國難危機的時候,中國的“教育精華輾轉周折聚集在這里,形成精英薈萃的局面,最后在這里開花結果,又把種子播撒出去,所培養的人才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”。

  激揚愛國之情

  水擊石則鳴,人激志則宏??箲饡r期,聯大將激揚愛國之情、立牢報國之志貫穿于校園文化建設全過程。

  一方面,著書立說,以激發抗戰斗志。

  在抗戰防御階段,由于國民政府抵抗不力,民族虛無主義、文化虛無主義有所擴散。針對這些消極文化現象,聯大教師展開了有力反擊。比如,歷史系教師整編教材,先后推出《國史大綱》《中國史綱》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》《清史探微》等經典史學名著。

  其中,錢穆起筆寫《國史大綱》的時間為1938年后半年。此時,正值國內投降主義甚囂塵上的危急時刻。為此,他轉而專心于通史的撰寫,一年乃成。

  在引論中,錢穆立場分明地對民族虛無主義進行批判,并懇切要求國人樹立起基本的民族自信與尊嚴,保持對自身文化和歷史的基本敬意。史學家牟潤孫在評論《國史大綱》時說:“讀錢氏之書,當使懦夫有立志,病夫有生氣,熱血沸騰,奮然而思有所以自存矣?!?/p>

  哲學家賀麟則對文化虛無主義展開了反擊。他認為,近代中國的民族危機實為文化危機。因此,要以民族文化的復興為己任。1940年至1941年,賀麟先后發表《五倫觀念的新檢討》和《儒家思想的新開展》,前文開始提出“新心學”的基本思想,后文集中體現了“新儒學”的思想。

  盡管賀麟的哲學思想體系建立在唯心主義基礎之上,但他主張重新認識中國傳統文化、儒化西方文化以及使中西文化相融合的觀點,正面回擊了文化虛無主義的謬誤。

  另一方面,制定校歌校訓,以激發抗戰熱情。

  聯大開校不久,便成立了包括馮友蘭、朱自清、聞一多等人在內的校歌、校訓編制委員會。在廣泛征求各方意見的基礎上,由羅庸、馮友蘭作詞,張清常譜曲的《滿江紅》被確定為校歌。

  該校歌分為兩闕,上半部分陳述聯大的由來以及國恨時艱,詞云“絕徼移栽楨干質,九州遍灑黎元血”;下半部分表達了聯大師生對于抗戰必勝的信念,詞云“千秋恥,終當雪”“待驅除仇寇,復神京,還燕碣”。這首校歌拋開雄渾激揚的曲調不談,僅字面意思便有催人奮進的深厚力量。

  聯大最初提交的校訓為“剛健篤實”,這與三校教授素來不問政治有關。這一提法放在平常,自然符合大學在學術研究、學生培養方面的價值追求。但作為流亡大學,聯大不僅是書本知識的傳承者,更是國家道德和精神價值的標桿。

  因此,1938年11月26日,聯大第95次常委會議決:以“剛毅堅卓”為校訓。其中,“剛毅”用以承繼三校教育的宗旨,“堅卓”則代表民族、國家對學生道德和價值養成的期待,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。

  砥礪報國之行

  對西南聯大的師生而言,在抗戰最為艱難的環境之中,要將一腔愛國赤誠化為報國之行動,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氣和犧牲。

  南下就職、求學,本身就充滿波折與崎嶇。由于戰爭的威脅,臨時大學在長沙開學不久便被迫西遷。11位教師帶領250多名學生徒步入滇,全程橫跨湘、黔、滇三省,計3500華里,歷時68天才抵達目的地。

  素有“狂士”之稱的劉文典,在擺脫日方糾纏后,自天津乘船到達中國香港、越南,耗時兩月余才進入云南。步行抵達蒙自時,已是衣衫襤褸、消瘦不堪。

  戰爭年代,治學和謀生無不艱難。當時的調查顯示,若1937年大學教授工資為350元,則1943年的實際購買力僅為8元左右。

  梅貽琦夫人的回憶也證實了這一點——教授的月薪在1936年至1939年還能維持三個星期的生活,后來就只能夠半個月用了。

  朱自清最窘迫時竟身著趕馬人才穿的氈斗篷,白天為衣,入夜則為被褥。華羅庚與聞一多兩家共14口人,還一度掛布而居。有詩為證:“掛布分屋共容膝,豈止兩家共坎坷;布東考古布西算,專業不同心同仇?!?/p>

  在飽嘗生活艱辛的同時,戰爭的威脅并未遠離聯大。1940年10月13日、1941年8月14日,聯大先后在日軍空襲中遭受重創,校舍及各種資料被毀,部分師生更是不幸遇難。正所謂,苦難礪志,多難興邦。在日軍轟炸中,聯大師生煥發出前所未有的愛國主義激情。

  朱自清說:“敵機的轟炸是可怕的,也是可恨的;但是也未嘗不是可喜的。轟炸使得每一個中國人,憑他在哪個角落兒里,都認識了咱們的敵人;這是第一回,每一個中國人都覺得自己有了一個民族,有了一個國家?!泵焚O琦在告校友書中指出,物質之損失有限,精神之淬勵無窮,仇深事亟,吾人更宜努力滅此兇夷。

  事實證明,聯大師生在抗戰的艱難困苦中、在侵略者的轟炸中,確實越挫越勇,努力踐行愛國情懷。

  首先,福利待遇微薄而教師陣容強大。西南聯大在短期內匯集了中國學術界的精英,可謂大師、名家齊集。歷史學有陳寅恪、吳宓、吳晗等,哲學有金岳霖、馮友蘭、賀麟等,數學方面有陳省身、華羅庚等,物理學方面有周培源、吳大猷等。據統計,先后赴聯大執教的教授有290余人、副教授48人,其中不少是由相對安全的美國輾轉回國的。如此強大、豪華的教授陣容,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。

  其次,科研條件簡陋而產出成果豐碩。如歷史學家、教育家鄭天挺所言:“在抗戰期間,一個愛國的知識分子不能親赴前線或參加戰斗,只有積極從事科學研究,堅持謹嚴創造的精神,自學不倦,以期有所貢獻于祖國?!睆膶嶋H情況來看,聯大不少教師的代表作、成名作正是在這一時期產生的。

  比如,朱自清在聯大8年,獨立完成《詩言志辯》等七部著作;陳寅恪寫就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》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》;金岳霖出版《論道》,完成《知識論》的10萬字稿本;馮友蘭推出“貞元三書”,即《新世訓》《新理學》《新事論》。

  再次,就讀環境艱苦而勤奮讀書不輟。由于戰爭阻隔了交通,聯大學生的生活更為艱難,“每天的伙食費僅一角”,一天兩頓以大餅糙米飯充饑。為了生存,從家教到報童,甚至夜間打更的活計,聯大學生均一一嘗試。

  戰爭的逼迫、謀生的艱難,也幫助聯大學子迅速成長起來。他們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,學校附近的茶館、云大圖書館以及后面的山野溝地都成為學習的場所。校舍被炸后,在圖書館打傘看書,還成為聯大的特殊風景。

  謀國民幸福之途

  臨時大學由長沙遷至昆明時,部分師生曾徒步跨越三省,親歷底層社會的殘酷面相,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倍感憂心。

  由湘入黔,仿佛進入另一國度,十來歲孩子就已吸鴉片成癮……聯大學生向長清在《橫過湘黔滇的旅行》中這樣寫道:“我不信這全是由于他們自己的罪過!”

  在目睹人民貧困、文化落后以及政府統治的黑暗之后,原本在途中或執筆作畫、或引吭高歌的聞一多性情大變。他在學生面前絲毫不掩飾憂國憂民的情感。在講述杜甫的《石壕吏》時,想起一個士兵因病被棄而自殺,聞一多痛哭流涕,感慨時隔千年之久中國社會竟每況愈下。他還時常吟誦《離騷》中的名句:“長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艱!”

  西遷途中的經歷給了學生難得的教育,也給了教師極大的啟發。常駐云南后,經常有教授牽頭組織各種調查活動。其中,化學家曾昭掄帶領考察團,對西康的物產及生產情況進行實地考察;氣象學教授張印堂帶領學生赴滇西地區考察,收集了大量邊疆資料;中文系主任羅常培多次帶領學生深入云南少數民族聚居區進行考察。這種深入了解國情、民情的調查活動,進一步激發了師生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感。在治學、求學之余,他們積極思考中國的未來,并為此展開多方探索。

  早在皖南事變之前,聯大的《群聲》《冬青》《熱風》等壁報、刊物就針對國民政府的腐敗進行了尖銳批判。1942年,更是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“倒孔(孔祥熙)運動”。1944年,首次喊出“爭取民主,打倒獨裁”的口號。1945年下半年,內戰氣氛漸濃,聯大先后出刊的20多個壁報,圍繞受降問題、國共談判和工商業危機等發表了許多觀點。

  隨著內戰陰云逼近,聯大師生以實際行動來回擊國民黨反動統治。聯大劇藝社編演《凱旋》《潘琰傳》《告地狀》等劇目。其中,《凱旋》一劇先后演出40多場,使“反對內戰”的口號深入人心。

  1945年下半年,針對國民政府加緊籌備發動內戰的行徑,聯大師生通過各種方式表達不滿。他們聯系多個學術團體通電反對,聯絡多個學校開展爭取和平集會,甚至憤而罷課。12月1日,國民黨軍警突然襲擊聯大和云大,制造了震驚全國的“一二·一”慘案。

  為此,聯大教授會先后召開9次會議,80%左右的教授參與其中。其中,潘光旦、聞一多、費孝通等教師明確表明罷課立場;費青、向達、馮至等人拿起筆討伐當局暴行;周炳琳、錢瑞升、燕數棠等人組成法律委員會維權。

  由于聯大教授的集體出面、學生的英勇抗爭,使得這一事件很快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熱點,強大的輿論壓力最終迫使蔣介石當局作出了讓步。

  堅守強國之志

  抱著抗戰必勝的信念,聯大師生在艱苦卓絕的抗戰時期,較好地處理了國家抗戰需要和教育長遠發展的關系。

  一方面,注重科學技術在國防軍事方面的應用,在科研和教學方面均有傾斜。例如,新設航空、無線電和金屬等研究所,添設航空工程系,在現有專業附設無線電電機修造部,增設軍事衛生工程、兵器學、軍用結構等科目。

  由于資料圖書短缺,聯大還編譯了軍事教材和參考書。為提高知識的實用性,還請來少校傳授“航空常識”“航空翻譯常識”等。聯大的一些教授也積極調整研究旨趣,以滿足抗戰需要:物理學家周培源考慮到相對論不能直接為反戰服務,放棄了卓有成績的相對論研究而轉向湍流研究。

  另一方面,貫徹通識教育理念,在課程設置和人才培養方面格外用力?!皯馉幙傄^去的,我們這個民族在戰后還要建設、要復興……所以我們的讀書不能中斷,我們培育人才不能中斷”,這幾乎是聯大師生共同的信念。

  既然要為強國、復興培養人才,那么培養的途徑和方式就不能急功近利。理學院的鄭桐蓀這樣勸誡學生:“很窄的基礎很難變成高高的尖尖的東西上去,很不穩定,很容易倒下來。你們要把基礎弄得很寬,它就很扎實,這樣你的學問才能夠真正上去?!?/p>

  即使在抗日最為焦灼的時期,聯大的通識教育也貫徹得頗為到位。文學系加大古典文學課程的比重,詩經、楚辭、先秦文等課程均在開設之列;歷史系的課程設置中,中國歷史所占學分比重超過一半。另外,國文、中國通史是全校學生必修的通識課程。其中,通史分別由錢穆、吳晗、雷海宗等知名教授講授。

  事實證明,通識課程的開設助力了各類人才的成長。得益于通識的滋養,聯大學子中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國之棟梁。不少到海外深造的聯大學子,學成即放棄國外的優厚待遇,毅然回來報效國家,包括鄧稼先、何炳林、黃昆等。聯大師生中達到院士級別的多達200人,郭永懷、趙九章、朱光亞等8人成為“兩彈元勛”。

  西南聯大之所以成為學術、道德和精神足以垂范的大學,是因為聯大師生將愛國之情、報國之行、憂國之心以及強國之志有機統一起來了,從而譜寫了西南聯大愛國、報國的不朽歷史畫卷。

  (作者楊麗萍 單位: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)

【編輯:劉歡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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